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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做国酒非茅台,而是这个连名字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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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那本是穷人喝的东西。当年有钱人喜欢的,是黄酒。”

年中,当我在一个酒局上,捏着鼻子也要尝试当地特产——地瓜烧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宁波人李召宝说过的这句震惊四座的“酒话”。

其实,我知道他的话锋,并不是针对茅台,而是横扫整个白酒行业。就像那个有名的段子:我不是说你是垃圾,我是说在座的全是垃圾。

事实也很像李说的那样。

说起我们的白酒,似乎什么都可以拿来造,大米、小麦,甚至是地瓜,简直是风月场合,来者不拒。但黄酒的出身可就精贵多了也专一多了,人家需要的是上好的大米。就像血气方刚的青年,喜欢的是十八女生,到了油腻大叔,喜欢的还是十八女生。

在稻贵黍贱的年代,这种出身足以证明黄酒的高贵。同样,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南稻北黍的农业格局,这也注定着江南成为黄酒的重要产区,到了江北,即使有黄酒生产,味道上也稍逊一筹。

除此之外,黄酒的历史也要深厚得多。至少在殷商武丁时期,中国就发现了酒这种饮品。

而那种用糯米经多次发酵酿制,已失传很久的醇酒——酎(zhòu)酒,更是地位无比尊贵,为天子专用美酒。《礼记·月令》中有:“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如此排场,足见此酒的贵重和稀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个国家专门为一个酒品制定法律,且与黄金等价并列,惟有酎酒的《酎金律》(汉代)。

相比之下,白酒的历史就要浅薄得多,比起黄酒,更像个无知无畏的嫩头小子。

虽然早在唐诗之中,便出现了“烧酒”的字眼,如白居易的“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但这种烧酒,并不是蒸馏酒,而是指一种加热饮用的方式。

而真正的蒸馏白酒,得等到宋元时蒸馏器被运用到酿酒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曾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代始创……”

酒壮英雄胆,也可解千愁。我想,中国人历经坎坷,百转千回,却屹立不倒,应该有酒的功劳。所以,在文学、影视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桥段,杜康造酒刘伶醉,武松打虎,则连干十八碗。但也得承认的是,他们喝的应该是黄酒。

要是换今天的蒸馏白酒,他们这样喝,医院抢救。

尽管今天早已黄白颠倒,但李召宝还是在自己酒厂大门一侧的墙壁上,依旧保留着五个大字:中华第一酒——口气大得有点戳破天,但他硬是不曾舍去。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追求,更维系着黄酒和像他这样民间造酒人的自尊。

宁波人大多喜欢喝黄酒。

李召宝的家中就存储了形形色色的黄酒,而且还有很多种类型,像我这种外行的,也记住了香雪、冰糯,以及一种味道与日本清酒极其相似的“清酒”。

据说,日本清酒就是来源于中国的黄酒。

之所以喜欢,也是因为有条件。位于长江流域,宁波自古以来就是种植稻米的场地。距今七千余年的河姆渡遗址,便曾发现了大量稻秆、稻米。而在奉化平原,更出产粒大圆润的优良糯米:奉糯。

这也让李召宝首次大胆提出,宁波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而酎酒与它也极有渊源。

那么,稻谷又如何变成酒?看资料得知,谷芽在受潮后,谷芽上的糖化酶把淀粉转化为糖,而空气和谷物上的酵母又把糖转化为酒。

当然,要想实现大规模的人工酿造,就必须要借助一种“曲”。它可以帮助帮助稻谷糖化并发酵。这种曲有五种:麦曲、大曲、小曲、红曲和麸曲。不同派别的黄酒会使用不同的曲搭配不同的粮食来酿酒,当然,有些酒还会加些酒药,这往往会成为每种品牌的独门秘方。

宁波的黄酒,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除了奉糯之外,还在于其独独出产的一种“白药”。在李召宝看来,这种白药至于宁波黄酒的重要性,好比汽车里的发动机。

它是用上等白籼米、酒曲、辣蓼干草粉末及辣蓼草浸出液混合发酵制成,在制备发酵过程中,药丸子升温,体积膨大,生出很多白色菌丝,晾晒干燥的成品药丸子呈白色,故名“白药”。

虽然辣蓼有多个品种,但只有宁波四明山腹地生长的叶片带毛的“尖叶旱辣蓼”品种最为正宗,药力最大。有了这种白药,黄酒就可以不放色素和石灰,保持天然健康品质。

今天的绍兴黄酒声名显赫,但它当年酿酒的核心技术是靠宁波提供的,直至民国时期“绍兴产酒虽多,其药皆购自甬坊”(据《鄞县通志·博物志》)。

正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宁波的历史中也出现过一个酒业奇人——王可交。

根据资料,他原是唐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传说在30多岁时遇到仙人赐以仙栗。食后即辟谷,也不再耕钓,携着妻、子入四明山。20余年后,出山到明州(今宁波市)卖药兼卖酒,得钱便施与人。药效和酒质都佳,据说“所酿之酒,世间不及”,当时人称为“王仙人药酒”。其事迹被唐沈汾收入《续仙传》。

如果说王可交还有点像杜康,在历史上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占据了原材料供应链顶端的宁波,却实打实地在黄酒制造上拥有着重要的话事权,就连今天的茅台镇也得甘拜下风。

比如在北宋时期,当地出产的“双鱼”,曾一度成为贡酒。据说有皇帝饮时见杯中晃动的酒液犹如金色的波浪,亲自赐名“明州金波”。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中心南移杭州,作为京畿之地,宁波的黄酒更是风光一时。其中,“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七十二进士”,家族影响力横贯整个南宋的宁波史氏(代表人物如史浩,曾任宰相,任上推荐过枢密院编修官陆游,还提出赵鼎、李光无罪,岳飞之冤应予昭雪,复其官爵,禄其子孙,对因冤案受牵连而撤职者应予昭雪复职)的出现,更让宁波的黄酒成了社交中的网红。

其时史氏的相府建于今天宁波的地标——市中心的月湖。当年月湖船宴极为兴盛,加上月湖有三岛七屿,号“十洲胜景”,所以船宴上的明州贡酒遂得十洲春之名,传颂甚广。

这种现状一直维持到清末以及民国。尽管这期间战乱四起,加上社会饮酒风气逐渐转变为“以狠为佳”,导致生产成本低、不占用粮食原料、一年中任何时候都能酿造,且价格低廉运输成本低的蒸馏白酒,逐渐占据主流市场,但黄酒依旧在民国政府官僚中流行,嘴上常挂着“娘希匹”的老蒋,也当然对自己老家的黄酒念念不忘。

国运翻篇。这个国家对黄酒的喜爱也不曾改变。建国十周年于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大庆国宴上,黄酒依旧是国宴用酒。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十周年大庆欢迎宴会上,饮的第一杯酒就是绍兴加饭酒。

有文章写到,尽管一提国宴酒,许多人就会想到茅台,毕竟“国酒茅台”商标注册争了十余年,而汾酒董事长李秋喜也公开宣称,汾酒才是“国宴第一用酒”,甚至连石家庄公营酿酒厂生产的“红星”白酒也要跳出来争个风头,但毋庸置疑的是,“白酒从宋末诞生起就一直地位低下,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是发酵酒比蒸馏酒贵。”

即使到了新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供销社中凭票供应的黄酒仍比白酒贵,黄酒才是中国的国酒。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李召宝成长为了黄酒的忠实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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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年以及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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