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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闻客户端记者陈宇浩

12月23日,“纪念周大风先生诞辰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浙江音乐学院、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办,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音乐文化研究》编辑部、长三角音乐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浙江大风音乐艺术专修学校协办。

来自浙江音乐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省音乐家协会、浙江省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浙江省文联传媒中心、浙江省文化馆、浙江卫视节目中心、浙江交响乐团、杭州市文化馆(杭州市非遗中心)、宁波市文联、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办事处、泰顺县委宣传部、泰顺县东溪乡党委、杭州艺术学校、大风艺术专修学校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40余位教授、学者、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开幕式由浙江音乐学院副院长汪洋主持,浙江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均寅出席并致辞。他表示,周大风先生的创作秉承着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植根于浙江传统音乐的发掘与传播,对当下美丽乡村建设、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采茶舞曲》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浙江名曲,曾在年G20峰会为各国元首表演,更加诠释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在此之后,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翁持更、周大风先生亲属周小风也先后致辞。

上午的研讨会由两个环节组成,分别为由周小风、傅丹、周山涓、陈建国、周亦文、晓其等围绕周大风先生的生平、对故乡音乐事业的影响与贡献等展开主题研讨;钟冶平、徐宏图、施王伟、海震、杨和平、郭克俭、赵玉卿等就周大风先生在越剧音乐创作、传统音乐理论等方面的丰硕成果进行深入剖析。

下午,在专家一行参观了图书馆、音乐博物馆之后,开启了三个环节的学术研讨。分别为由陈奇含、沈炜、孙焱、王家祥、田耀农、卢竹音等就周大风先生对浙江乃至全国音乐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与影响做研究探讨;张冰瑶、洪艳、施国、叶晓东、黄大同、孟凡玉、刘莹、李琦等对周大风先生的音乐美学思想、社会音乐活动以及对周大风先生文献资料的寻访等做研究陈述;刘建宽、吴樟华、王天明、胡晓立、丁淑兰、徐君跃、沈浩杰、宋宝安、陈沛、王震、杨波、杨孜孜等就周大风先生的音乐思想与贡献进行了学术交流。

陈建国是浙江大风艺术学校校长,跟周大风于年相识,“当时,他在杭州办了一所学校,叫做‘浙江社会艺术学校’,我是第一届的学生。”

至今,陈建国都还记得周大风在课堂上说过的一句话:“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正是因为这句话的激励,陈建国一直从事着音乐事业,包括后来的“开启音乐之门百场音乐会”、“走进音乐殿堂百场音乐会”等公益演出,也都是由陈建国发起。

此次举办“纪念周大风先生诞辰周年”学术研讨会,陈建国用了两个字来形容——圆梦。

因为生前,周大风一直希望杭州能有一所自己的音乐学院,年的时候,他甚至还邀请过全国五所音乐学院的院长,一起研讨杭州成立音乐学院的事。

后来,浙江音乐学院成立,虽然没有亲眼见证,“但今天百年诞辰的研讨会放在浙音举行,也算是圆了周老师的一个梦。”陈建国说,“这场研讨会,对宣扬周大风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周大风先生是钱江晚报的老朋友了,年6月1日,钱江晚报《文脉》栏目,曾推出过周大风先生的专题《弦歌不辍》,讲述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今日重新刊发,以纪念先生——

五月的一个晴天,我们去采访浙江省的著名音乐家周大风。

刚进屋子,一闪一闪的电子烟和吱吱作响的摇椅,和周大风一起迎接我们这群年轻的客人。

从周老所处别墅二楼的窗户望出去,是各种层次递进的“绿”。田埂的翠绿,灌木的墨绿,再到远山的深黛色,像一幅漫无章法的油墨。古人说的“古苔浸竹色,新雨沐山光”,大抵也就是此间意境了。

这份看似精心调制的静谧,却与主人亮烈的“张狂”,构成一种错位的叠影。

不到两分钟,他已经趴在一幅卷轴上,振振有词:“我本乱世一书郎,天生刚直半疏狂。常辨人间美与丑,亦尝世间炎和凉。”这是66岁时的某个清晨,周大风挥毫落赋,为自己的大半辈子烫下的句点。

现在,周大风90岁了,依然觉得,这段“自我解读”没什么不妥。“我写歌、画画、作诗,从来不打草稿。我的人生也没有草稿。”

自始至终,周老都流露出强大的气场:采访之前,摄影记者装上镜头那一刻,周大风突然拦下我,要我讲讲这组报道的篇幅和表现手法。采访尾声,他让保姆打电话给女儿,叫她一起来吃饭,但女儿说单位有事,晚点来。老头把电子烟一扔,白眉挑起:“要么马上来,要么别来了。”

这正如周大风的人生剧本,从来没有“平平过”这出戏码。走到人生的这一步,他可以肆无忌惮享受固执己见的自由。

隔壁书房的墙上,挂满了周大风自己做的乐器——二胡、古琴、小提琴,还有静默在角落里再也调不准音律的立式钢琴。他指着门梁上几个未曾完工的提琴面板,埋怨岁月的凛冽:“眼睛不好,做不成了。”

因为黄斑裂孔(一种眼球疾病),吃饭的时候,周大风夹起一枚油爆虾平均要花半分钟。但他第一个听出窗外夹竹桃的婆娑声:“起风了。”

我问他,音乐家的耳朵是不是比普通人更灵。他答:“不止一点点。”

纤细的电子烟,捏在他手里像一个袖珍话筒。“现在的人,很多都不懂音乐。”氤氲的烟雾中,只能看清周大风激烈抖动的白眉。

所有跟音乐有关的话题,周大风从来不会给出温吞吞的反馈。就像说到《采茶舞曲》的音律,他执意颤颤巍巍地找出原谱,然后把满屋子的灯都打开:“看,是不是这样。”

光晕勾勒出或深或浅皱纹的轮廓,周大风微微扬起下巴,这更接近于一个“人民音乐家”的定格。熠熠生辉的一方斗室里,盘踞着他传奇的人生脉络。

17岁时,周大风就写出《国际反侵略进行曲》,被全球60多个国家传唱;

他拯救和保护了一大批浙江地方曲种,曾经拎着一壶酒,跟渔民出海百天,最终留存了“舟山渔歌”的血脉;

更别提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采茶舞曲》,周总理亲自帮他改了歌词,送到梅家坞茶园;

即便如今90高龄,周大风身上还背着近个社会职务,并孜孜以求摸索着流淌在血脉里的“道尔顿”式教学梦。

这位老者的人生,比戏剧更跌宕起伏。历史和光阴,在他身上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叠影。

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周大风有点像屋子里的那架老钢琴,尽管已音律不准,却饱有光可鉴人的情怀。

那些从未对人说过的故事,那些湮没在岁月和硝烟中的作品,那些远去却不该遗忘的历史……在与音乐打交道的一生中,周大风从没时间讲,现在90岁了,该有时间了。

(以下记者简称“记”,周大风简称“周”)

《满江红》

——和蔡元培PK

记:听说您从小就是音乐神童?

周:神童不敢当,不过我4岁的时候就会拉二胡。有一天晚上,祖父、祖母、叔公他们坐在一起吃饭,我就坐在门槛上,一边拉自己做的土二胡一边唱“必余哥、璨英姐(注:周的表哥表嫂名)是对好夫妻”,当时所有人都听呆了。

记:这跟家庭教育有没有关系?

周:那个时候,我家算是当地有财有势的富商家庭,开了三爿大行。不过家里对我的教育,却是非常宽松和民主。大概6岁的时候,我去一所叫“灵山小学”的新式学校念书,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都是我的老师。

记:这段教育经历,对您投身音乐创作的影响有多大?

周:岂止是音乐,对我的整个人生都有巨大影响。这种教学方式叫“道尔顿体系”,学生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可以自由选择学科,自由选择老师,甚至一年级可以上十年级的课。当时教我钢琴的,就是辛亥音乐学院院长陆忠任先生。他总是告诉我一句话:音乐来自生活。

记:您的童年经历了抗日战争爆发,照我们看来,似乎很难再继续音乐创作了。

周:恰恰相反,越是这种生死浴血的关头,就越需要文艺作品的鼓舞。15岁的时候,我在宁波创办了镇海文工团,一开始别人笑我“小鬼心比天高”。可第二年,我就写出了歌剧《铁花》,每到一个地方演出,观众都是爆满。

记:听起来很了不起……

周:那还不算,17岁那年,我创作了《国际反侵略进行曲》。“站起来,站起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兄弟姐妹们……”(兀自哼唱起来)这首曲子,后来被定为国际反侵略协会会歌,全世界60多个国家都在唱。

记:这里头有什么故事?

周:当时写完词曲,我就向上海的《正言报》投稿。凑巧的是,蔡元培先生也写了一首《满江红》,鼓舞抗日士气。

记:这么说来,您和蔡先生PK咯?

周:(笑)看了《满江红》的歌词,我给蔡先生写了一封信,直接提意见。我说“文采很好,但是太深奥,老百姓看不懂,也不容易传唱”。

记:他给您回信了吗?

周:当然没有,不过他后来还是选用了我的作品,还给我寄了块大洋稿费。

《采茶舞曲》

——周总理帮助改词

记:您好像对《国际反侵略进行曲》很满意?

周:对,可以这么说,我这一生,唯一承认的自己的好作品,就是这首曲子。

记:但更多人都是通过《采茶舞曲》知道您,甚至觉得《采茶舞曲》就是周大风的标签……

周:那是他们的想法。当然,我不否认《采茶舞曲》是部优秀作品。

记:怎么会想到写一首跟茶叶有关的歌?

周:当时,我听周总理提过一句“杭州的山好,水好,茶好,但就是缺少一支歌曲来赞美”。后来,老作家陈学昭来我家做客,也半开玩笑,要我常去梅家坞走走,“写点东西出来”。

记:但《采茶舞曲》好像并不是在杭州写的?

周:对,年清明前后,我去泰顺东溪乡茶区采风,每天就和茶农们一起采茶。大概是5月11号那天晚上,灵感突然来了,整首歌的旋律和歌词一气呵成。

记:我很好奇,周总理怎么会听到这首歌?

周:说来也巧,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去北京做一场汇报演出。快开场的时候,周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来了,还是自己买的票。演完以后,周总理上台跟我们每个主创握手,当时他就跟我说“《采茶舞曲》这首歌,好!有时代风格,有地方风格”。

记:没提意见?

周:提啦!他说,“插秧插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这两句歌词要改改。第一,插秧插到天亮,这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规律;第二,采茶采到晚上,这露水茶是不香的。

记:您多久改完?

周:我改不出来啊,放了两三年,一直改不出来。后来还是周总理亲自帮我改了。那年,我正好在梅家坞采风。有一天,一辆小轿车停在我旁边,走出了周总理,他指着我说:“词改好没?”我说改不出。周总理笑笑,说:“我想了两句,你看看——‘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如何?”

记:这就是现在听到的最终版?

周:是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却一直惦记着几句歌词,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

《浙江地方戏曲音乐选》

——和渔民喝酒

记:很多人管您叫“浙江的人民音乐家”,怎么看这个称号?

周:随他们怎么叫,但我还是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懂音乐。(说罢在钢琴上弹起来)你看,现在的很多歌,都是一个音符对一个字,多难听!丝毫没有旋律的美感!

记:所以您一直在普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周:我到现在,有关音乐的书,已经写了多万字,其中出版了30多本书。像《音乐技法》、《越剧音乐概论》、《浙江地方戏曲音乐选》等等,至今很多人都还在用。

记:说到浙江的地方戏曲,有个人曾经跟我说,“如果没有周大风,一些曲种早就消失了”。是这么回事吗?

周:这个夸张了。不过从年到现在,我从来没停止过对地方音乐的搜集和整理,可以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婺剧、姚剧、绍剧、甬剧、瓯剧,每一个剧种的唱法和历史,我都清楚得很。

记:一般怎么去搜集整理?

周:像年,我就跟着舟山的一帮渔民出海,一百多天,每天喝酒聊天。那些老渔民唱,我就用手记乐谱。后来,整出了81首舟山渔歌,我的酒瘾也从此戒不掉了。

记:您现在还创作么?

周:我封笔了,不写了。但我始终觉得,音乐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业。我办过两所学校——江南音乐师范专科学校和社会艺术学校,办学核心都是相同的,就是我儿时的那套“道尔顿体系”,归纳起来,就是“各取所需,各择其好,各选其美,各尽其心”。

记:但听起来,这和中国普遍的教育方式格格不入……

周:怕什么,我都90岁了,应该有随心所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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